二、八怪文化传播公司阶段（2005年8月—2005年11月）
　　8月14日，从商丘出发前，那边告诉要我去泰州，说是主编老家在那里，主编刚好在那办事。售票员居然不知道有泰州，告诉她那时胡总书记的老家，她很不好意思，但查后知道没有票。我就先到徐州，等车到凌晨2点才坐上开往泰州的火车。
　　15日上午11点到达泰州，后又随同主编夏先生和从北京来的副主编曲先生，到了兴化市的戴南镇。这个镇是不简单，它是中国不锈钢名镇，不锈钢产量据说能占全国的1/3，全镇不锈钢企业达2000家之多，年产值100亿元。到了才知，我们就在这里上班！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于是又和主编大人一起找房子租房子，装卸电脑，一忙就是半个月，整天就是购置家具，搬运东西。上班了才发现，这位夏主编就是中国名记徐祥先生！而所谓的“周刊管理团队是由时代商报、现代快报、信息时报等中层领导加盟”，指的就是他一个人（副主编是在时代商报做过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是现代快报来做兼职的，但他们二人不久就离去了。），因为他确实是在这三家单位都做过。而福利食堂就是我们租的一处民房院落的厨房，当然还雇佣了一位伙食师傅。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说这半个月没上班，伙食费就不给大家要了，呵呵！倒挺大方的！就算是民工也不能只管饭吃啊！大家见面，都惊乎上当。但既来之则安之。人家有工作经验的、有已经毕业了的，都忍受了，我也只好忍受。其实他的采编技能确实了得，曾做出许多有影响的报道，但感觉由于性格原因，领导水平也确实不敢恭维。
　　上班了，要做所谓的江苏科技报新周刊，其实是私人出钱租用刊号而已。我们就开始从网上收集国内省内新闻，当然还搞了个大型主题报道“走进中国不锈钢名镇”系列。而我呢，分在了编辑部，其实除主编、副主编（干了几天，和主编有分歧，返京了）和编辑部主任之外，就我一个专职编辑。总共也就8个人，曾在一次吃饭是，主编大话我说注册南京八怪文化传播公司，碰巧咱们也是八个人啊！大家好好干，干满三年都有股份。可是，干了不足一个月，由于没有得到预想的戴南镇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更大的发展”，举公司搬往广州。
　　于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中国最让我神往的传媒城市。可从广州招聘去戴南的4人，由于只给人家半个月的工资，就全部离去。于是，又一次招聘。来了三个，最后只留下了一个。但由于没人无法开工，我就天天看守公司。每天就吃饭，看购买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当然，每天研读报纸也有很大收获啊。偶尔也到外边逛逛，去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其间，受不了主编的气，就辞职离开，最后在主编赶到公交站点的挽留，和为他干到年底就保证我进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许诺下，最终留了下来，并且可以说是主编招聘的来了又去的人中，唯一一个为他效劳两个多月时间的人。
　　出了一期报纸后，又迁往佛山。到了佛山，就是抱着报纸到不锈钢市场里面去免费送报，送完报，又要把这些报纸装进信封给全国各地的不锈钢厂商邮寄，贴地址，装报纸，送邮局，全是人工，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当然，主编会犒劳大家的，会在早上买菜时过给10几块钱，多加点菜。至于加班有无工资，就甭想这事。我当时的心态是，这些苦我能经受了，以后什么苦都不怕了。
　　每天收集新闻，组版，校对。出了报纸，就又重复上门送报、邮寄报纸等活动。到11月分，由于发现我还和离去的员工联系，就大骂我不忠，因为我答应他不和他们联系的。我说公私分开，无效。我宁愿一分钱不要，也不再在乎他的那个许诺，只要走人。他挽留，过了几天，刚好我党员转正的时间到了，就以此一定走人。他最后说觉得欠我个人情，让我不要走，可以不在他这里干，并主动给我安排到了广州日报佛山记者站，但我毅然放弃，让他回复广州日报说我不去了。广州日报那边的人纳闷问“他不知道我们广州日报好吗？”当然知道，主客观因素加在一起，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回学校。临走时，我透露说转正后想去北京的消息，他说北京有人，新京报愿意去吗？京华时报愿意去吗？法制早报也行的！我让他给我联系电话，可是新京报区域新闻部主任、河南籍记者陈锋的电话他却没有，说只是网上有来往，彼此知道对方。让我可以直接去报社找。最后给了我法制早报一记者的电话，并把他写的《中国报业大战风云录》带给陈锋，在扉页上题了词，作为见面的礼物，只要给了他书，他也不好意思不给你安排实习，再说也是老乡。就这样，我返回了学校。
　　实习小结：社会上如此的复杂，让我们有时都难以想象。上面写的也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许多事，不经历是难以想象得到的。因此，走进社会，我们要多个心眼，多点保护自己的智慧。当然，有失去就有得到，有痛苦也定有磨砺。这中间，我也确实学到了不少编版、修改标题的“南都”派技巧。更重要的是，这中间，我和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总编、也是我最敬重的报人程益中先生有过几次短信交流。我把他的遭遇称为对个人是不幸的，而对中国新闻事业确是大幸的。并且在我们新一代新闻人中进行了一次具有深刻新闻启蒙意义的教育。对新闻事业的促进作用，他之于中国新闻史犹如曾格之于美国新闻史。而赋闲在家的他说“我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些对我都是深入内心的影响。
　　三、转折阶段：在北京（2005年11月）
　　之所以把在北京不到一个周的时间单独列出，因为这个转折才决定了我重新回到河南。这使我对自己对新闻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转变。
　　（入党）转完正，我决踏上了北京的行程。在新京报创刊2周年的日子里，11月11日早上我到达了首都北京。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位于光明日报社的新京报发展有限公司。可是，值班人员说，想找陈锋你要先和他约好才可以，或者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他同意见你，我才让你进。
　　可是我没有陈锋的电话，就发短信向我在广州的主编求救，可他说他也只能通过朋友问问。我无奈之下，只好发短信，向新京报原老总程益中先生求救，“程总，我是河南大学的小王，我现在在北京，想找陈锋，能把他的手机号给我吗？谢谢”让我惊喜的是，程总竟然回了我短信把陈锋的手机号给了我。我又告诉老主编我已经从程总那里得到陈锋的电话，他很惊讶地问“你怎么有程总的号，赶紧发给我，我还没弄到呢！”我说是从你的名片本里抄的，我以前在和程总聊过。可他突然告诉我“小王，你可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到处招摇，凭你的实力我敢说你进中国任何一家报社都可以。”我很生气的告诉他“你太小看我了，我从来就没向谁提起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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